下午的電影課陳儒修放了蔡明亮的天橋不見了，算一算這是我第三次看這部片了，只是這次聽老師解說，才終於恍然大悟原來結尾的那一幕只有天空和雲和南屏晚鐘老歌聲的鏡頭有這麼深刻的意義。作為一種抽離的對照，這個城市和天空這麼相依地貼近，卻又同時這麼兩極。
電影是在2002年拍的，於是也就記錄了那一年夏天全台北人的集體記憶－大規模限水。
2002年的夏天，高三停課以後的一個月，我跟著一整箱參考書到台北參加考前衝刺班，跟兩百多個人一起在擁擠的教室裡各念各的書，每天中午吃同樣菜色的油膩便當，在狹小的位子上侷促地午睡，再繼續念參考書寫題庫，一本接著一本一直到天黑。那年夏天應該是非常熱，說應該是因為每天在冷氣教室待14個小時不見天日的我，其實並沒有什麼很熱的記憶。總之，翡翠水庫的水位每天都在創新低，終於馬英九宣布了台北市必須實施分區輪流供水。供兩天停一天，一直循環實施下去直到水位恢復為止。但沒有人知道水位什麼時候會恢復。
補習班的廁所數量不夠，老師說男生必須到捷運站去上廁所，於是每一節下課，就會有一群男生從樓上浩浩蕩蕩地走下樓，走進捷運站廁所，再浩浩蕩蕩地上樓。停水時捷運站清潔婆婆會預先儲存好一大桶的水。寫到這裡我發現當時詳細的情況我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只記得古亭站的廁所總是有一種非常濃厚的漂白水味，以及停水的時候必須自己帶水去喝因為飲水機會沒水。就像電影裡陳湘琪去咖啡店點不到咖啡，蛋炒飯也沒有附湯一樣。
後來的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數學科就出了一題跟限水有關的排列組合填充題，作答的時候我一直想著台北市的循環限水措施，但題目其實設定只停水一次沒有要循環，於是就少算了一種，硬生生少掉了八分，加上最後令人傻眼的證明題只拿到一半分數（社會組數學從來沒出過證明題），我總共就這兩題沒答對。
除了停水以外，那一整個月的日子還真的都過得滿克難的。某個下午無預警地停電，教室裡變得非常悶熱，但還是不能出去，導師們只好沿著走道發濕紙巾。又有次上課到一半，突然響起了『火災發生，火災發生』的廣播警報聲，有一瞬間我以為我就要和兩百個人一起葬身火窟變成明天報紙的頭版了，因為這麼多人擠在教室裡，出入口又只有一個，怎麼樣也逃不出去的吧。
我還記得坐我左邊的是一個南華高中的女生，右邊的男生念復興高中，再過去那個是華江高中的，當時我不知道這兩百多人裡面其中一個建中的男生會變成我後來的大學同學。每天晚上離開補習班的時候，偶爾我會望望對面的大樓樓頂，那裡就是傳說中的飛碟電台，想像這個時間黃子佼還是陶子就正在裡面ON AIR，滿足一個鄉下小孩對大城市的嚮往。我也還不知道雖然我是真的很幸運才考進政大，可是原來對有些同學而言，卻是因為考得不夠好才會到廣告系來。
一年以後的夏天，我大學一年級了，整個台北甚至全台灣又有了另一個集體記憶，那就是SARS。剛開始只是去劇場上課規定要戴口罩，也戴著口罩彩排必修課視聽傳播的期末展演，後來就變成大家自行下載遠距教學網的錄音檔來聽（郭力昕的錄音真的是很催眠吶），不用去上課了。普通心理學的張裕隆也說同學如果有點不舒服就不要來了，他之後都不會點名了。然後我也跟著同組的同學一起拚命期待著：期末展演也快取消吧！可惜並沒有。展演照常舉行，可是其他好多大型活動都取消了。
疫情越來越嚴重，後來染病和被隔離的人越來越多，大家每天提心吊膽，聽到一聲咳嗽就會嚇得躲遠遠的，或只是一點小感冒就會被眾人排擠。爸爸在電話裡耳提面命地交代我沒事不要出門，端午節也不要回家了。男生宿舍的宿服會還貼心地發送體溫計，要大家隨時注意自己有沒有發燒，每個寢室４個人就可以拿到一支，但後來有人在G版上爆料說那個體溫計是量肛溫用的。
當然那個體溫計沒有人真的拿來量過，至少我們寢室的四個人都沒有。
